作者：杜邈，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全國公訴標兵。詐騙類犯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使他人產生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物，最終遭受財產損失的犯罪行為的總稱，包括詐騙罪、合同詐騙罪、集資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等具體罪名。詐騙類犯罪在立法技術上采取簡單罪狀的表述方式，具有主觀要素證明困難、刑民關系復雜、作案手段隱蔽、資金往來密集等特點，是司法實踐中最為疑難的案件類型之一。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信息技術的進步，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呈現多發高發態勢，進而又衍生出“海量”證據審查等難題。為此，有必要從證據審查、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等方面，明確詐騙類犯罪案件的審查路徑和方法，提升辦案質效。一、客觀性證據優先審查在證據法理論中，客觀性證據是以人以外之物為取證對象的證據，包括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實物證據，以及基于客觀之物形成的現場勘驗筆錄、鑒定意見等，這些證據雖然會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但在沒有人為因素介入的情況下，其外部特征、性狀及內容等基本穩定，所包含的證據內容受人的主觀意志的影響較小。行為人實施詐騙犯罪總會留下客觀痕跡，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員采取以客觀性證據為中心的證據審查模式，用客觀性證據檢驗、補強、解釋口供等主觀性證據，做到資金流向證據和通信記錄證據“兩必審”。資金流向證據主要涉及涉案公司的公司賬戶、行為人本人或使用第三人姓名開設的銀行賬戶、第三方支付賬戶等，審查方法包括：一是雙向審查法。不僅要審查涉案賬戶的資金流出情況，還要審查其同期資金流入情況，綜合研判行為人經濟往來規律。二是延伸審查法。不僅要審查詐騙行為實施過程中的資金往來情況，還要審查詐騙行為實施前后的交易明細。三是穿透審查法。既要審查一級收付款賬戶的交易明細，也要根據一級收付款賬戶判斷資金流入的主要二級收付款賬戶，并至少對二級收付款賬戶的交易明細進行審查，追蹤資金的實際流向。四是抽樣審查法。對于銀行賬戶交易對象過多的案件，可以按照收付款的金額從大到小排序，抽樣追蹤其中數筆大額資金的流向。針對行為人關于錢款性質、數額、用途的辯解，應當綜合采取上述一種或多種審查方法，必要時可委托司法會計鑒定，在分析相關交易明細的基礎上，判斷其辯解是否具有合理性，及時開展追贓挽損、深挖洗錢犯罪等工作。通信記錄證據包括手機、電腦等存儲介質或網絡“云盤”中提取的聊天記錄、電子郵件等。公司化運營的詐騙類犯罪案件中，行為人的層級地位、職責分工、獲利方式及違法所得數額各不相同，對犯罪事實的知情程度亦不相同。有的詐騙案件中，主犯的詐騙客觀行為和非法占有目的較為明顯，但普通員工或行政、技術部門員工否認主觀明知，提出“中立幫助行為無罪”等抗辯。對此，檢察人員不應一概相信或一概否定，而應細致審查同案犯之間、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通信記錄。對于無相關職業經歷、專業背景，從業時間短暫，在涉案公司中層級較低的行為人，如無他人指認，也無通信記錄證據證明主觀明知，說明其提出的無罪辯解具有一定合理性。二、全流程查明案件事實與盜竊罪、搶奪罪、搶劫罪等轉移占有型財產犯罪相比，詐騙類犯罪表面上呈現“平和自愿”轉移占有的樣態，甚至發生在親朋好友、公司股東、貿易伙伴之間，容易與民事經濟糾紛相互混淆，需要綜合全部案件事實進行判斷。實踐中，不能從單一角度考慮問題，僅將審查重點放在行為人如何采取欺詐手段、如何獲取被害人錢款等方面，對于詐騙實行行為前后行為人的主客觀情況不夠重視，這種辦案思路可以應對案情簡單的案件，但往往無法應對案情復雜的案件，容易造成認定結論的偏差。對此，司法工作人員應以詐騙實行行為為中心，按照犯罪時空順序的一維性和不可逆性，將案件事實拆分為事前、事中、事后三個階段，在每個階段確立應予查明的“重點事實”，為定罪量刑提供充分的事實基礎。事前階段應查明以下三類事實：一是行為人的資產狀況。“以借為名”的詐騙犯罪案件中，有的行為人沒有房產和穩定收入，前期向他人高息借款背負巨額債務，早已呈現“資不抵債”的狀態；有的行為人雖然名下缺乏足夠資產，但其對外享有尚未兌付的大量債權，對此不應遺漏，均應納入資產評估的范圍。二是行為人的經營情況。市場經濟條件下，即便行為人運營的公司缺乏足夠賬面資金，但對于其是否缺乏履約能力的認定不應“一刀切”，應當結合涉案公司的經營場所、人員、業務類型等對其經營能力和市場前景作出準確判斷，確認是否存在資金鏈斷裂、經營失敗等明顯時間節點。三是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系。有的行為人雖然騙取被害人錢款，但雙方事前存在債務糾紛或侵權糾紛等財產給付事由，或存在夫妻、同居等密切關系，導致財產混同難以區分；還有的行為人與被害人案發前即存在經濟往來，其為了騙取被害人錢款，首先會“賠本”使被害人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產生對其履約能力的信任，對于該種情形應當查明。事中階段應查明以下四類事實：一是涉案人員的層級關系。在公司化運作的電信詐騙犯罪案件、“套路貸”詐騙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員可分為公司實際控制人、部門負責人和普通員工三個層級，準確認定各個行為人的具體行為，對于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在層層“轉請托”的詐騙犯罪案件中，行為人接收被害人的請托并收取財物后，又請托第三人幫忙辦事，第三人繼續請托他人，每個環節都會截留下一部分財物，如果未能查明涉案人員之間的關系，將會給案件的定性帶來較大困難。二是行為人與被害人的聯絡情況。當詐騙犯罪案件發生在不相識的雙方之間時，應查明行為人是否使用化名、“黑灰手機卡”、虛擬網絡電話，或采取虛構公司地址等隱蔽經營方式，這些欺詐手段與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物之間可能并無必然聯系，其目的是防止被害人察覺行為人真實身份而追索財物，但是可以將其剝離出來作為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據。三是涉案財物的給付事由。行為人獲取被害人財物總是基于特定的事由，實踐中因各種因素的影響，可能出現形式約定與實質內容不盡一致的情況。如，有的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約定“名為買賣，實為借貸”，雙方表面上簽訂房屋認購協議，但真實目的是給借款提供擔保。對此，應當查明雙方約定的真實內容，這決定了行為人應當付出何種對價才能占有對方當事人的財物，可以此作為認定詐騙罪的基礎。四是被害人處分財物時的心態。詐騙類犯罪以被害人（有處分權的第三人）因詐騙行為而產生錯誤認識、基于錯誤認識作出財產處分決定為前提，如果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但是相對方并未產生錯誤認識，或者雖然產生了錯誤認識但該錯誤認識的產生并非緣于行為人的欺騙行為，那么就不屬于被欺騙。如，有的行為人申請貸款時雖然采取冒用他人名義等欺詐手段，但金融機構負責人“明知”申請貸款材料有問題依然發放貸款，那么雙方之間存在合意而非被騙。事后階段應查明以下三類事實：一是涉案財物的用途。集資詐騙犯罪案件中，行為人騙取被害人錢款后可能用作多種用途，應當查明涉案資金的主要用途，包括“用于生產經營活動”“發放員工工資和提成”“消費揮霍”或“提取現金”等，以此作為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根據。有的行為人采取極為隱蔽的資金轉移方式，騙取被害人錢款后首先轉給其他公司賬戶，看似用于生產經營，但如果調取第二手、第三手賬戶交易明細，可發現資金層層回流至行為人控制的其他賬戶，后被其揮霍。二是行為人的事后表現。應當查明行為人案發后是否攜帶錢款逃匿，是否實施了變更個人身份信息、聯系方式、“拉黑”被害人、刪除通信記錄、卸載聊天軟件等異常行為。如，有的行為人案發后與被害人“失聯”，但其逃匿是基于其他犯罪事實，與涉嫌的詐騙犯罪行為并無因果關系，對此不能簡單視為“攜帶錢款逃匿”。三是被害人追回財產的情況。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詐騙類犯罪的數額以實際騙取的金額計算，案發前已被追回的被騙金額應予以扣除。有的被害人因詐騙遭受經濟損失后，會直接向行為人追索錢款，行為人迫于種種壓力，案發前可能已向被害人返還全部、部分財物。還有的行為人承諾向被害人返還錢款并引入第三人提供擔保、實施“債轉股”等，此時應查明該擔保、股權是否有效，是否足以彌補被害人的損失數額等。在疑難復雜案件中，涉案人員的層級關系、涉案公司架構、重大時間節點、資金流向極為復雜，必要時可引入思維導圖分析方法，實現“訴訟可視化”。思維導圖是指以電子化構圖或技術操作為理念，將法律、事實問題清晰化呈現的一種表達方法，通過圖表形式梳理案件事實，厘清法律關系，清晰表達案件主體、法律關系、時間順序等要素，從而將案件的各種要素清晰地呈現給案件各方主體。思維導圖分析法并非簡單地制作圖表、動畫、視頻等，而是在分析全案證據的基礎上，通過人物關系圖、時間坐標圖、行為環節圖、資金流向圖等，將“碎片化”的事實按照特定的邏輯順序進行分類、組裝、合并，使復雜案情呈現邏輯清晰、層層遞進的樣態。三、厘清“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思路從犯罪構成的角度看，欺詐取財手段、非法占有目的和犯罪數額是詐騙類犯罪的三個基本要素，其中，非法占有目的既是區分刑事犯罪與民事經濟糾紛的關鍵，也是司法證明的難點所在。通常認為，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兩部分構成，前者重視的是法的側面，后者重視的是經濟的側面。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對于行為人“利用意思”的認定通常不存在爭議，但在“一房多賣”“汽車轉租”“藏品代拍”“入群薦股”等復雜樣態面前，如何使抽象的“排除意思”與具體事實發生聯結就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此，司法工作人員應當對具有刑法意義的個別現象進行歸納、提煉，將詐騙類犯罪分為交易類、辦事類和借貸類三種主要類型，實現“非法占有目的”認定從概念化到類型化的轉變。對于交易類詐騙犯罪案件，應審查行為人是否具備提供相當商品（服務）的能力和意愿。行為人自始沒有提供對價的能力，被害人必然遭受財產損失的，即可直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然而，實踐中存在不同的情形，對此應分情形區分處理：一是行為人雖未提供對價，但其辯稱具有可預期的履約前景，即所謂的“借雞生蛋”。對此，應根據行為人有無履約條件、是否進行履約準備等方面進行判斷，如果行為人不具備經營場所、設備、人員，且騙取錢款前未進行履約準備，騙取錢款后亦未用于履約，如購進較大數量的原材料、機器設備、與第三方簽訂合作協議等，則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二是行為人表面上向被害人提供了商品（服務），并據此辯稱系民事糾紛。對此，應立足雙方約定的內容，審查行為人所提供商品（服務）與所獲錢款之間是否具有相當性，如果商品（服務）對被害人無使用價值或任何價值，或僅具有微弱價值或使用價值，與行為人所獲錢款明顯不對等的，被害人的交易目的將會落空，則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涉案商品（服務）與被害人支付的錢款具有相當性，只是與同期市場價格相比存在一定的“虛高”成份，則不宜按照刑事犯罪處理。三是代理交易的情形下，行為人辯稱被“上家”所騙。此時，應從行為人與“上家”的關系、對相關行業領域的熟悉程度、所獲利潤是否明顯異常等方面進行判斷，如果行為人與“上家”聯系并不緊密，有合理理由相信“上家”提供的標的物真實，收取被害人錢款后提取正常傭金的，不宜按照刑事犯罪處理。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經濟金融領域的交易活動涉及大量行政管理法規，往往出現民事、刑事、行政法律關系三者交叉的情形，對此，司法工作人員應當在熟悉涉案領域背景知識的基礎上準確判斷。對于辦事類詐騙犯罪案件，具體可分為兩種情形處理：一種情形是被害人請托行為人完成特定事項，即所謂的“一方出錢、一方辦事”，對此，應審查行為人是否具備辦理請托事項的能力和意愿。如果行為人自身不具備辦理請托事項的職權，也無向他人請托的社會背景、關系，更未將被害人錢款交付第三人用于實現請托事項，則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以“花錢撈人”“花錢投標”等不法事由獲取被害人錢款，但在案證據證實其向他人支付了請托費用，或不能排除該種可能性的，難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此時可以考慮以其他罪名追究刑事責任。另一種情形是“婚戀交友”過程中，行為人以辦事為名騙取被害人財物。該類案件中，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通常產生于“婚戀交友”之前，對此，應審查行為人與被害人確立婚戀關系的相關背景和情況。如，行為人與被害人在交往過程中使用虛假身份信息、隱瞞真實婚姻情況，或同時與多名被害人交往，以談戀愛、結婚為名獲取被害人信任后，進而虛構治病救人、請客辦事等事由騙取財物，但實際上用于本人揮霍的，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對于借貸類詐騙犯罪案件，應審查行為人是否具備償還借款的能力和意愿。行為人騙取被害人錢款時沒有任何資產或“資不抵債”，又沒有將所借錢款用于足以還本付息的營利活動的，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對此，需把握兩點：一是資產狀況的實質審查。對行為人資產狀況的評判不能局限于其個人名下的存款、房產、汽車、股票等，還應審查其對外享有的債權和承擔的債務、他人代持的財產等情況，特別是涉案公司與外部存在頻繁資金往來的情況下，應全面查明“正資產”“負資產”情況，綜合考量。如果行為人表面上擁有房產、汽車等“資產”，但重復抵押用于向他人借款，為了償還即將到期的借款本息騙取被害人錢款，遠遠超出自身償還能力的，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二是錢款用途的實質審查。有的案件中，行為人表面上將部分錢款投入“生產經營活動”，此時應把握該生產經營活動是否具備產生利潤的可能性。如，行為人名下的公司前期出現資金鏈斷裂，日常經營早已無法維系，將騙取的錢款用于償還先前因經營向第三人借款的，無法產生任何利潤，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生產經營活動。再如，行為人將部分錢款投入公司業務，實際上采取“高買低賣”等異常交易模式，或暗中抽逃轉移資金，導致虧空數額持續擴大的，屬于對詐騙犯罪行為的掩飾，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也有的案件中，行為人確實將部分錢款投入生產經營活動的，此時應審查投入的錢款數額比例。根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該解釋已于2022年修正，見第七條，內容不變）的相關規定，如果行為人以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僅將少部分集資款投入營利活動，投入的數額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主要用于借新還舊和個人揮霍，自始不具備還本付息可能性的，亦可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法條鏈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2修正)第七條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實施本解釋第二條規定所列行為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的規定，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一）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二）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三）攜帶集資款逃匿的；（四）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五）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的；（六）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的；（七）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八）其他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集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區分情形進行具體認定。行為人部分非法集資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該部分非法集資行為所涉集資款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部分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集資款的共同故意和行為的，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人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